陈望道：千秋巨笔传真理

陈望道，1891年1月18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浙江义乌人。早在1919年任教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期间，陈望道就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活动，曾任《新青年》编辑。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人之一，陈望道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核心成员，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发挥了积极作用。作为一位知名的教育家、语言学家、翻译家，陈望道被誉为“千秋巨笔，一代宗师”。他翻译完成了《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而《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出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早年积极投身革命洪流

　　20世纪初的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封建王朝腐朽没落，西方列强野蛮入侵，整个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为了实现救国救民的志向，陈望道勇敢地走出山村到义乌、金华、杭州等地求学，并联合有志青年在村里办学校、搞教育，探求和实践教育救国之路。但是后来，陈望道看到旧中国积重难返，人民水深火热，认识到仅靠教育是难以救国的。因此，他踏上了远赴日本求学之旅，寻求实业救国之道。留日四年期间，陈望道一方面如饥似渴地攻读学业，一方面积极参加留日学生进步社团的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他与日本早期共产主义活动家河上肇、山川均等人频繁交往，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在各种思潮、学说充斥下的社会环境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认识到单纯实业并不能救国，还必须进行深刻社会变革，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基础。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陈望道立即回国投身到火热的新文化运动中，受聘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改组并发行进步刊物《浙江新潮》，大力提倡白话文，改革语文教学。1919年秋，《浙江新潮》第二期刊登了一师学生施存统的文章《非孝》，引起轩然大波，陈望道成为“一师风潮”的主要推销者之一，受旧势力集团的打压和威胁，致使他不得不离开学校回到老家。“一师风潮”使陈望道进一步认识到：“不进行制度的根本变革，一切改良措施都是劳而无益的”“所谓‘除旧布新’并不是不推自倒、不招自来的轻而易举的事情”，此时他的内心已经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倾尽心力翻译《共产党宣言》

　　20世纪前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争相阅读。李大钊、梁启超、朱执信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都引用或介绍过《共产党宣言》。《每周评论》《新青年》《国民》《新潮》等刊物，也开始登载《共产党宣言》的摘译。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掀起了国内马克思主义的狂潮，零星、片段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已经不能满足中国知识界的需要。而翻译《共产党宣言》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必须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二是必须有良好的国文素养；三是必须有良好的日文和英文功底。恰巧的是陈望道刚好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急切需要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被历史推上了前台。受戴季陶之托，陈望道带着陈独秀给的英文版和邵力子给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于1920年早春，回到义乌老家分水塘，开始了翻译《共产党宣言》这一伟大而又艰巨的工程。

　　《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包含着极其丰富和深刻的思想内容，文字也极为优美和精练，因此要翻译好这部著作需要相当深厚的语言功底、概括转化的能力，是很不容易的。恩格斯自己也说过，“翻译《宣言》是异常困难的”。当年，陈望道住在柴屋内，克服寒冷等多种困难，夜以继日地忙于翻译，花了“比平时多五倍的功夫”，终于在1920年4月底完成了这一历史性任务，“从柴屋里捧出了一轮太阳”。就这样，年仅29岁的青年知识分子陈望道，第一个把《共产党宣言》全中文引入了中国，这为暗夜里的中国照亮了前路，为无数革命者找到了信仰。这本不到3万字的小册子，成为中国共产党确立革命信仰的思想起点，为早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发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0年5月，陈望道收到星期评论社编辑工作的邀请。于是，他带着翻译完的《共产党宣言》译稿来到上海，连同日文版、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交给了李汉俊校阅。李汉俊校完后又给陈独秀再校，最后由陈望道改定。《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原准备在《星期评论》上连载，但该刊因进步倾向被当局发现后勒令停办。直到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才又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会列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中文全译本正式出版。此书首版仅印1000册，立刻被抢购一空。因为8月版《共产党宣言》的书名错印成《共党产宣言》，所以9月再版重印1000册，同时把书名改正过来。至1926年5月，此书已相继印行17版，足见其流传之广和受读者欢迎的程度。

为中国革命事业殚精竭虑

　　《共产党宣言》译稿完成后，陈望道应陈独秀邀请到上海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0年12月，陈独秀赴广东任职，遂交由陈望道主持《新青年》的编辑工作。陈望道与李达、李汉俊等一道，使《新青年》成为党的早期组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陈望道对《新青年》采取“树旗帜”的办刊方针，即“把新的放进来，把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放进来，先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特别是其开辟的“俄罗斯研究”专栏，专门介绍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成就和各项政策，使中国人了解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进行的革命和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此时的《新青年》还翻译刊登了大量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以及介绍研究社会主义的文章，这使《新青年》日益变成我们党的早期组织机关刊物，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同时，《新青年》还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影响过来，如刊登翻译的《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使《觉悟》继《新青年》之后成为又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舆论阵地。

　　陈望道在编辑《新青年》的同时，积极参与组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成员之一。那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由北京到达上海，经常与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在新青年杂志社举行座谈会，讨论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改造等问题。1920年5月，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革命活动，主要是组织工会和编辑刊物，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后，陈独秀任主编、陈望道任编辑的《新青年》自然就成为研究会的刊物，后来陈望道成为发起组成员并担任党的早期组织的劳工部长。

　　1920年8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亦称“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正式成立，书记为陈独秀，参加的成员有陈望道、李汉俊、李达等。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望道积极参与并做了许多工作，诸如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内部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的创刊等。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在老渔阳里陈独秀寓所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1920年下半年陈独秀去了广州后，陈望道为代理书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办刊物、办学校和发动工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实际上成为全国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同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筹办了一所青年学校和一所平民女校。青年学校当时称外国语学社，实际上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所在地，陈望道是成立时的负责人之一。平民女校是为收容因反对“三从四德”而从家庭或学校逃出来的青年女子开办的。陈望道白天在大学教书，晚上就到平民女校上课。不仅如此，陈望道还担任党的早期组织的劳工部长（又称工会部长），帮助筹建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纺织和邮电工会等工人组织，为积极组织和发动工人运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工人运动的开展和工人阶级的觉醒。

　　中共一大后，陈望道被推选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的第一任书记。虽然受当时的环境影响，他曾一度离开了党组织，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始终没有动摇过，无论何时、不论身处何境，他都以特有的方式忠诚地为党工作。正如他对茅盾所说：“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党内更方便”。

　　1923年秋天到1927年，陈望道在上海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务主任等职。上海大学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创办的学校，为宣传共产党的思想和方针服务。在党的领导下，陈望道率领全校师生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上海大学因此成为共产党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上海大学师生不仅参加了1925年的五卅运动，而且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组织了行动委员会，与工人一起并肩战斗。

　　1927年，中国革命陷入低潮，陈望道受中共地下党指派，前往地下党创办的中华艺术大学任校长，中华艺术大学很快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进步作家的大本营和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这期间，他创办大江书铺出版革命书籍，创办《太白》半月刊杂志，撰写革命文章，积极主动地协助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组织了一支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别动队。1934年，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文言复兴”现象，他发起大众语运动，主张建立真正的“大众语”和“大众语文学”，与鲁迅一起抵制当时的文言文复辟逆流，为发展革命文化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以说，语言既是陈望道学术研究最重要的领域，也是他践行初心、进行革命的重要阵地和武器。

　　1935年6月，陈望道应陈此生邀请，到桂林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初到广西的他不改“宣扬真理、改革社会”的志向，创办了《月牙》校刊，努力推动广西革命事业的发展。陈望道在广西培养了一批进步学生，为桂林乃至广西的党组织输送人才。1936年1月，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3名毕业生刘敦安、梁寂溪、凌焕衡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后陆续发展了几名学生党员。

　　1937年，上海沦为孤岛，陈望道站在抵抗日本侵略文化战线的最前沿，与茅盾、鲁迅、叶圣陶等人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并集会组建了上海文化界抗日联谊会，陈望道被选为秘书长。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主义，发起了拉丁化语言运动，大力推广汉语拼音，提高人们使用白话文的水平，并发表了一系列科普小品文，着力提升民众的科学素养，推动语文教学的中国化和语言研究的功能化。他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团结各界爱国人士，为抗日救国斗争作出贡献。

　　解放战争期间，陈望道参与组建了上海大学教育工作者联谊会，并担任主席，大力推动“反内战，反压迫，反饥饿”运动，积极组织营救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的进步作家和进步学生，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陈望道曾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长，华东高教局局长，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语言组副组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上海市主任委员。

　　陈望道始终以党的事业为重，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革命的胜利，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如今，《共产党宣言》面世已经170多年了，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首译本所传递的真理的味道仍然很甜，信仰的光芒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