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至2025年，中国数字经济年均增速将保持在15%左右。我国先后出台一系列重大政策文件，持续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广东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提出，全面建设数字经济强省。数据显示，2020年1月份至9月份，广东省新建5G基站6.9万座，为全年建设目标的143.9%;累计建成5G基站10.6万座，数量居全国第一，基本实现深圳5G网络全覆盖、广州主要城区连续覆盖、珠三角中心城区广覆盖。
疫情期间，各地积极推动本地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和社会的智能化改造，这既是推动现代化发展的应有之举，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2020年以来，多地陆续发布数字经济相关规划，加强顶层设计。例如，《北京市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行动纲要(2020—2022年)》提出，将北京市建设成为国际数字化大都市、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到2022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55%。浙江省今年推动出台了《浙江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等多项政策举措。前三季度，浙江已实施重点新基建项目74项，包括建设5G基站5.5万个。“数字新基建”重点项目加速上马，带动了通信等相关产业高速增长。
数字经济时代成就了更多的可能性。传统经济往往更注重热门行业、顶尖行业，容易造成全国范围内的产业同质化现象。数字经济不只关注热门行业，数字经济能更好地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各地即使经营非热门行业也有利可图。
对于各地争相布局数字经济，各地在设立数字经济发展目标和路径时，一定要多了解自己的地区、城市，走差异化道路。因为差异化既能提高收益，又能及早打造“护城河”。
在新一轮的全球化发展浪潮中，世界各国都开始受到数字化发展的影响。相对于工业经济时代而言，数字经济时代不仅会沉淀大量数据，而且涉及的幅面和深度更大，带来了经济结构变革，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产生了多样的产品和服务，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增值。基于当前的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势态，可以预测到2030年数字经济体将服务全球70亿消费者，占全球人口总数的82%;为全球提供17亿个就业机会，约为世界500强雇员总数的20倍。一批在全球具有影响力的数字经济体企业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学习方式，对市场竞争也产生深刻影响。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95年至2003年是“网站为王”阶段，主要强调利用关键技术，例如网站、台式机和搜索引擎进行信息汇集，并通过互联互通来为客户提供所需信息，降低搜寻成本;2004年至2014年是“服务制胜”阶段，随着在线支付和物流信息技术的兴起，开始注重服务来形成差异化，通过提升服务品质来实现“留客”，增加企业盈利能力;2015年之后是“流量竞争”阶段，随着二维码、智能手机、APP等技术正在改变整个社会，市场竞争开始变成对用户注意力的争夺，即谁能吸引客户注意力，谁就有流量，谁有流量，谁就有一切。在新经济时代，互联网的本质也成为流量生意，而吸引消费者的关键就是内容，使得互联网公司都开始将内容建设放在首位。
当前，跨界经营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常态。随着跨界思想逐渐渗透进入互联网行业，更多的“互联网+”的新业态形式也开始出现，不仅推动着相关产业的结构转型和升级，也引领着新一轮竞争。在数字经济时代，竞争不再仅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个体竞争，平台与平台之间的体系竞争成为一种新现象。以平台体系为主体的经济组织形态正在逐渐成为新经济领域发展的重点，覆盖的范围繁多且层出不穷，对社会、经济和生活的影响力日益提升和突出，也催生出新一轮的平台经济浪潮。平台体系能够很好地整合消费者、服务企业、支付机构等不同组织和机构的信息，促进主体间的信息流动并形成和创造海量信息，进而实现信息的供给与需求间的匹配，显著降低其中的搜寻、试错、匹配等成本。
当前位置：
